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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印度行動醫療團—紅紅袈裟的震撼

發布日期
2008/06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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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8

1997年,達賴喇嘛訪問台灣,傳遞北印度喜馬拉雅山區西藏難民自助中心(Tibetan Refugee Self Help Centre, TRSHC)的醫療需要。台灣在2003年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(國合會)贈送一台二十萬美元的巡迴醫療車給TRSHC。2004年國合會繼續差遣長期志工到TRSHC及附設診所,進行中文教學及醫療協助。2005年國合會第一次派遣行動醫療團赴北印度,看到當地沒有正式受過訓練的醫療人員,衛生條件缺乏,於是去過的醫療團員念茲在茲,2006年又自行自費自假組團前往,以醫療專業服務當地人民。2008年西藏難民自助中心表達希望台灣的協助,國合會即透過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的動員,尋求各醫院的人力支援。於是嘉基也派出三名人力支援,即婦產科的羅雪芳醫師、急診的徐瓊書醫師及我,在2008年1月30日完成報名後立即成軍,2月18日一次行前會議後,2月25日即啟程飛往印度。


西藏難民自助中心(TRSHC)的歷史

1959年3月31日,在對抗中國統治的抗暴行動失敗後,達賴喇嘛與多達十萬名支援者,從西藏流亡到印度喜馬拉雅山區達蘭薩拉,成立流亡政府,印度在同年4月3日給予達賴喇嘛政治庇護。另外約有四萬名西藏人逃到美國、瑞士等,而逃到南印度則有五萬人。

西藏難民自助中心是在1975年由各國、宗教團體捐資,建立一個具社區功能的中心,目前有住房、護理學校、孤兒院、電腦教室、手工地毯廠、藝品店(Show Room)及診所,供應TRSHC自給自足。目前是凱度頓珠(Khedroob Thaondud)先生擔任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主席,照顧起在印度的西藏難民的工作,他也是達賴喇嘛的姪兒,他的夫人是台灣台南人。

據接待我們的凱度頓珠先生描述:「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有六百多萬人,每年約有一萬人逃出來,成立中心是為了讓在印度的西藏下一代,雖然身在印度,但是不要忘記我們西藏的語言、文化、宗教,也為了讓年輕人有一技之長,教他們織地毯、電腦、英文、印刷、出書等,讓年輕人不會離開TRSHC。」


西藏人的想法

有一次曾和一位TRSHC秘書Tseten Wangchuk聊起來,那是在一個類似活動中心裡頭,有一面牆,整片畫的是布達拉宮,我問:「你們會不會想回那裡?」我指著牆上的畫。他開始侃侃而談:「中國擔心西藏獨立,為了控制西藏,將大批漢人及漢文化移入西藏,甚至想控制藏民的宗教」,中國宗教事務局發布的《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》,規定活佛轉世靈童,需經過政府多重審批,變成了一種政治控制手段。Tseten說,「所以,我們有責任保存西藏的語言、文化、宗教,有一天我們要回西藏。」

當晚,他們以西藏歌舞表演,表達對我們的敬意與謝意,當我們想回禮時,「…阿里山的姑娘」一首高山青卻無法唱得完全!


穿梭在山中喇嘛院的行動醫療服務

話說藏人極力保存其固有宗教文化,在這一次行動醫療服務中,我們真的體會到了!

國合會行動醫療團一行十三人和TRSHC工作同仁十三位合作,穿梭在山中九個據點,進行十二天醫療服務。由於喇嘛院空間足夠,也是當地人精神及活動中心所在,有幾次安排在喇嘛院進行對民眾的醫療服務,一天平均看診280人次。比較讓人怵目驚心,也是需要再持續關注的問題包括:肺結核、頭蝨、頭癬、寄生蟲等傳染病。國合會同時也派駐兩年長期志工護理人員─黃川芳小姐,在TRSHC的診所服務,國合會期待這樣的志工計畫,配合藥物捐贈,能對當地醫療需要有一點點幫助。

當地喇嘛院兼有孤兒院及學校的功能,父母會因為信仰或經濟因素,將約八歲的小孩送進喇嘛院當起小喇嘛,一樣穿起紅色袈裟、理光頭、誦經、辯經。當地最有名的、台灣人常去朝聖的彌律波卡寺,就有三百位喇嘛,還有一位去年從宜蘭去的出家人,約三十歲的札西確佩先生,自從他去以後,在三百位喇嘛中間,擔任起護理的角色,協助在小喇嘛當中為頭癬的病患擦藥,大幅降低在喇嘛院中的頭癬比例。

一位八歲就住在喇嘛院中長大的一位青年喇嘛(現約30歲),擔任我的翻譯,說起他當喇嘛未來的願望時,他說,因為當地地處高山,看到很多老人行動不便,他想蓋一間老人院照顧老人、還想蓋孤兒院照顧孤兒。我點點頭,祝福他的願望。繼續為病患服務的同時,一群群小喇嘛辯經吶喊的聲音、廟裏祭祀時的樂音、嗩吶高長的聲音,大鼓咚!咚!咚!咚!一下下痛痛地敲醒我─在滿滿紅紅袈裟群中的一位基督徒。我問我自己「淑貞啊,你在做什麼?」


我居然可以做…

就在那天彌律波卡寺的傍晚,我假設我是八歲被送入喇嘛院的小孩,當然不曾聽聞耶穌,又很想念媽媽、爸爸、哥哥、弟弟、姊姊、妹妹…,我終於知道,至少當下我可以做一件事─陪小喇嘛玩。於是我們玩踢毽子─一個用很多黑色橡皮筋綁起來的毽子。玩到天已黑,只剩最後一個小喇嘛在院子裡和我玩,最後他不得不被叫回房裡去。

當下一個印度籍的喇嘛青年坐在院子旁邊的椅子上,從頭看到尾,終於忍不住問我,你為什麼不跟大家一起到寺院的樓上去,今天有仁波切的開釋與祝福?我回答:「因為我是基督徒」,於是我們開始信仰對話,我隨手拿起福音橋向他講解。很遺憾的是沒有很多時間向他解釋,我心裡起了很大的不滿足。


我在做什麼?

然而自從那時刻起,我常問我自己「淑貞啊,你在做什麼?」,回到台灣與去北印度以前,一樣的生活與工作,我常反省自己:

「淑貞啊,你是一位基督徒,你在做什麼?」
「為的是什麼?」
「那些重要嗎?」
「有什麼更重要的事,卻一直被忽略了?」
「是什麼事佔滿了自己的生活?」
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呢?」
「你有勇氣去改變嗎?」
「你可以為此付上代價嗎?」
「有誰幫你決定這些工作與生活的方式呢?」
「你是否一意孤行呢?」
「你合群嗎?」
「你的團隊完成了什麼?」
「合神心意了嗎?」

但願在世的日子,我也保存一些值得流傳下去,得以進入永生的種子。